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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党文化的具体表现
【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下)


【大纪元10月31日讯】目录

4.党话的建立经过了大规模整肃的过程

1)党话的来源
2)党话的形成和演变
3)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
4)党话和正常人的话的关系
5)党话的实质是中共把帮派黑话强制推广给全体社会成员

5.党话的特征

1)中共垄断了话语的定义权
2)党话的多层次性和欺骗性
3)党话的抽像性和诡辩性
4)党话的吸纳性和能产性

6.推行党话的后果

1)文化-语言亡国的现实
2)党话强制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3)党话——当代中国人的有色眼镜

结语:清除党话,说正常人的话

1)如何辨认党话
2)注意“党话的背景化”现象
3)寻找真相,了解真相,传播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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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党话的建立经过了大规模整肃的过程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汉语书写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对于保持华夏文明的稳定与统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长、传统深厚的国家,语言规范行为的谨慎与适度,就显得尤其重要。

然而中共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却不是保持正统文化的完整与纯正。恰恰相反,为了铲除一切妨碍中共建立独裁统治的障碍,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并且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等等邪说。于是,中共动用国家政权,进行超大规模的语言整肃。以国家机器用一切手段把党话推行到全国,是党话系统建立的根本特点。

1)党话的来源

概括起来,党话主要有六个主要来源:成批翻译、党魁制造、组织伴生、系统编纂、文人帮闲、大众合作。

马列主义是一种外来学说,最初的党话必然以翻译著作为载体。1897出版的严复译《天演论》第一次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了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铺垫。1919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译本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党话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后,把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和苏共文件当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专门设立“编译室”、“编译局”等部门。在延安被杀的王实味就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中共意识形态的基本词汇就是从这些翻译著作中来的。

(大纪元插图)

中共党魁是党话的另一个主要制造者。毛泽东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有意识地制造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党话。和毛同时或后来的中共党魁如法炮制,试图通过制造“新话”奠定自己理论权威的地位,从而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走资派”、 “四个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就是这些党魁制造的新话。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中共领导人个体同样需要给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由于几乎每一任中共领导人都留下了血债,因此他们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们又不能突破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预先设定的底线。华国锋就是没有摆正两者的关系,没有撇清和毛的关系,提出“两个凡是”以后不久就被迫下台。

中共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伴生”的党话是指伴随着中共的组织形式和常规活动而孽生的大量词汇。这些词汇有些是中共生造出来的;有些是汉语词汇或是来自德文、俄文、日文的藉词,但经过中共的长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强烈的党文化气息。因为这些词和中共的组织运作相伴而行,构成了中共组织内部上传下达的文件的坚硬内核,因此可以说是最隐蔽、但却最强有力的党话。本文上半部分重点剖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就属于这一类党话。

系统编纂。中共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文教部门、科研机构,只要中共党魁或者“党中央”定下所谓“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机构就开足马力发挥论证,直到把它们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量《马克思主义XX学》、《毛泽东的XX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之类的书,就是把“革命导师”关于某一问题的片言只语收集起来,再由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御用文人铺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也制造出大量党话。

文人帮闲和大众合作也是党话的来源。邪党的文人为了媚上邀宠、升官发财,主动配合中共制造党文化垃圾。大众生活在一党专制之下,或顺从或无奈,也参与了制造党话的过程。比如,中共文人制造的“传统文化阻碍现代化”论调就是“文人帮闲”的一个例子。又如,中共自己喊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年老百姓接受中共暗示,自己说出“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样的话,就属于“大众合作”的范畴。

2)党话的形成和演变

透视党文化,要注意其中的变和不变。共产党的理想大旗在变,方针政策在变,打击对像在变;但其专制独裁永远不会变、邪教属性永远不会变,流氓手段永远不会变。因此,虽然不同阶段的党话与中共的政治运动紧密相关,呈现不同的特点,但其间存在着一个坚硬的内核,这个坚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质特性。

中共党话的发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几个时期:

(1)1919-1937,党话草创阶段

1919年《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中共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一个支部,因此早期的中共从理论基础到组织形式,唯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除翻译词汇以外,基本没有形成有特色的党话。这时的中共,武装称“红军”、根据地称“苏区”、割据政权称“苏维埃”,十足的苏共应声虫。

(大纪元插图)

(2)1938-1949,披上中国化外衣

毛泽东因为党内斗争的需要,窜逃延安以后,急于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1938年的中共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后通过延安整风,毛一方面用自己新发明的党话打击政敌,一方面给党员干部洗脑;一边反对“党八股”,一边把自己的私货当作标准文风固定下来。党员干部被迫熟读背诵中共领导的话语,中共集团语言雏形初成。

(3)1949-1966,攫取话语霸权

中共攫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同时攫取了这块土地上的话语霸权。所有标准话语产生的机构——出版、新闻、学术、教育,都由官方占有,并配备中共独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属宣传系统、干部培训和组织生活系统、中央和各级党校等思想教育机构。党话被强制推广到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各个年龄。党话不光被合法化、而且成了唯一合法的语言。中共开始用党话全面扫荡传统文化。

(4)1966-1976,党话大爆发

文革十年是党话的大爆发、大检阅、大示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唇枪舌剑的大辩论、檄文、诏书(最高指示)……语言暴力被发挥到极致,国人在心惊胆战中目睹了语言的摧毁性力量。党话全面替代了人话,中国人至此不会说正常人的话了。

(5)1976-1989,党话混合变异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对人民做了有限度的松绑,少量正常人的话被重新允许使用,比如八十年代初期曾有过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但是,由于中共在建政以后三十年的强力灌输,也由于中共在政治领域绝不放松,党话在中国人的话语系统里仍然具有支配地位,人们已经丧失了对党话的辨别能力和免疫能力。

(6)1989至今,衰败腐朽时期

江泽民时期,中国社会的表面浮华下面蕴藏着各种矛盾,生活无聊,道德低下,思想枯竭,改革倒退,社会千疮百孔,党话愈加空洞无物(“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贵州铜仁某屠宰厂标语),展示末代红朝的衰败没落。末代党话企图藉助西方术语、科技术语(XX工程)、和一些传统文化用语(德治)挽回自己败亡的命运。党话和大量民谣、政治笑话构成了奇特的共生现象,表征着社会的全面腐朽和民众在绝望中自嘲的心态。

3)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

根据某个语词的使用是否贯穿中共发展的各个阶段,可以把党话分成“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两类。阶段性党话是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创造并使用的党话,具有暂时性和易逝性。制度性党话则贯穿了中共建立以后的各个时期,是最核心、最重要、最能体现中共的本质属性的党话。阶段性党话表现了中共的“变”,制度性党话表现了中共的不变。如果说阶段性党话是流动的泥沙,那么制度性党话就是坚硬的河床。中共的欺骗性体现在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阶段性党话上,每次政治运动一过,就通过迅速淘汰阶段性党话,做出改头换面的假相。那些认为“中共变了”、“今天的中共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共了”的人,都是没有认清阶段性党话和制度性党话的关系。

不间歇的政治运动带入大量的生造词语,举例如下(表四):

年 代 政治运动 党 话
1942 整风运动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审干、锄奸、抢救失足者、小广播、逼供信、脱裤子、割尾巴
1947-1950 土改 三查、三整、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翻身、打土豪、分田地
1951-1952 三反五反 不法资本家、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跳伞、跳冰棍(跳楼自杀)
1957 反右 百花齐放、引蛇出洞、阴谋阳谋、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扩大打击面
1958-1960 大跃进 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面红旗、亩产万斤、三年自然灾害
1963-1966 四清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四不清干部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 派性、现反、支左、横扫、文斗、武斗、揪斗、牛棚、斗批改、顶峰论、语录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红海洋、红宝书、红卫兵、造反派、走资派、臭老九、狗崽子、翻案风、站错队、大串联、样板戏、红代会、黑后台、工宣队、斗私批修、文攻武卫、兴无灭资、革命小将、黑线人物、二月逆流、上山下乡、大树特树、批林批孔、资产阶级法权、反动学术权威、清理阶级队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77-1989 “改革开放”时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四项基本原则、四个现代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有新人、五讲四美三热爱
1989-2002 江时期 三讲、三个代表、江八点、与时俱进、先进文化、稳定压倒一切
2002至今 胡时期 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保先、八荣八耻、和平崛起、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

制度性党话是围绕着党的运作而产生(组织伴生)的一些语词,如“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这些词直接规定着“党”的强权地位、组织结构、思想控制、统治手段、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是最能体现中共的邪教属性的党话。

4)党话和正常人的话的关系

(1)党话附着在民族语言上

中共并没有创造一种语言,而是采取了继承民族语言的基本形式、塞进党文化内涵的方式,从内部变异中国的民族语言。因此,被党话附体的现代汉语,语音变化不大,基本词汇还在使用,句法的变化主要是白话文运动以后汉语欧化的结果。中共操控下的对汉语的整肃和变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创生大量新词

如:苏区、边区、红军、斗争、长征、统一战线、整风、土改、互助组、合作化、公私合营、肃反、下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鞍钢宪法、大庆、铁人、大寨田、龙江风格、红卫兵、样板戏、走资派、造反派、大联合、工宣队、支左、大批判、大鸣大放、清队、革委会、红色娘子军、粮票、布票、油票,阶级烙印、政治挂帅、东风压倒西风、两手抓等等。这些词是共产党在日常运作和政治运动中生造出来的,虽然使用的是汉语语素,但本质上和民族文化格格不入,具有十足的党文化色彩。

(3)扭曲汉语语意

一些本来就存在的汉语词汇,经过中共的长期扭曲使用,词义被歪曲,被歪曲了的词义再被中共的词典固定下来,当作该词语的基本义或基本义之一,如是积非成是、陈陈相因,人们还以为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这样的,对其中的党文化因素冥然不觉。

如:书记(原意是书记员,一种跟秘书差不多的职务。中共标榜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把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中共邪教教主称为“书记”,给人一种“亲民”、“为人民服务”的错觉)、检讨(原意是检查研讨,这个意义在台湾还在使用。逼人“检讨”是中共对党员群众进行思想强奸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共统治下,从基层党员到中央领导、从小学生到老教授,几乎都有被逼写“检讨”的经历。在“检讨书”中,人们被迫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深入挖掘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向“党”表决心,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迷信(人只要入迷地相信了什么,就是迷信了,这个词本身没有反义。人就在迷中,区别只是“信”和“不信”而已。如果迷中的人能够信神佛,信天理,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训,那整个社会就会处在比较高的道德水准,对其中的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中共强行把“愚昧”、“落后”、“反科学”等内涵灌进“迷信”这个词,不光变异了汉语,也败坏了社会道德)、觉悟(原本是一个具有修炼文化色彩的词,指人们通过修炼而具有大智慧和大能力,“佛”在梵语里的本意就是通过修炼觉悟了的人;共产党把这个词和党员被洗脑的程度联系起来,党性压倒人性就是“觉悟高”,否则就是“觉悟低”)等等。

中共把某一类词的比喻义变成常见义,使这些词也染上党文化色彩。比如:包袱(原意是包裹,现在经常指思想负担。被中共洗脑的人常常面临“党性”和“人性”的激烈冲突,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者”通常会劝告此人“放下思想包袱”,意思是只要放弃人性,就不会有良心的煎熬了)、辫子、帽子、棍子(“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是中共政治运动中常用的手段。揪辫子是指抓住政敌的把柄;扣帽子是指给政敌和打击对像安上一个吓人的罪名,如“反党反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毛主席”、“右倾”等等,从而在“道义”上占据制高点,然后再放手打击而没有后顾之忧;打棍子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中共是一个控制极其严密的邪教组织,它把控制军队的方式推广到控制全社会。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很多杀气腾腾的军事用语成为日常通用语,这也是海外华人和港台人士觉得大陆人说话杀气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常见的有“队伍”(指集体、团队)、战线(指某一领域,大陆有一种学术期刊,就叫《社会科学战线》)、“兵”、“战士”(指成员、工作人员,往往与“战线”搭配使用,如“党的交通战线的一名新兵”)、“消灭”(指吃完、做完等,如“你把这个菜消灭了”)、“歼灭战”(指完成任务,如“咱们打一场歼灭战!”)、“战斗力”(“我没有战斗力了”的意思是“我吃不下了”)、“打扫战场”(指善后工作)、“精兵简政”(指裁撤冗员)等等。

(4)改变词汇的感情色彩

党文化和正统文化的价值观截然相反,以假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中共把一些词的褒贬含义完全颠倒过来。“斗争”、“战斗性”一类词从来没有被正常人类文化歌颂推崇过,可是中共把它们当作最正面的思想行为肯定推广。同时把一些本来具有美好意义的词或者中性词注入反面的内涵。如“善人”(中共在“土改运动”常用来指“地主”,如“王大善人”、“李大善人”。中共对“地主”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因此“善人”被变得几乎和“恶人”同意)、“忠恕”、“仁爱”、“礼义”、“孝悌”、“清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中共把这些说成是“封建主义”的)、“人性”、“民主”(中共称之为“资产阶级”的)、“锦标”(“锦标主义”是指只注意提高工作技能但缺乏所谓“革命性”)等等。

(5)改变词汇的联想含义

词汇的意义包括理性意义、情感意义、搭配意义、联想意义等。联想意义是指某一个词经过反复大量使用,和某些意义产生了近乎必然的联系,一提起这个词,人们就会联想起一句话、一个社会场景、甚至一种文化氛围。

比如,红色本来是一种普通的颜色,可是因为中共用红色指代“革命”、“革命性”,因此一提起红色,人们就可以联想起跟共产革命相关的大量信息,如“红色江山”、“红色接班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红色旅游”、“红色记忆”、“闪闪的红星”等等。

由于中共对社会控制全面而严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规模巨大而持久,这一类词的数量很大,只不过程度有区别。例如,“风雨”(指斗争,如“经风雨,见世面”)、“货色”(指东西,如“资产阶级的陈旧货色”)、“算盘”(指计划、想法,如“敌人打错了算盘”)、“外衣”(指外表、伪装的东西,如中共说林彪“披着马列的外衣,大行孔孟之道”)、“阳光雨露”(中共美化自己时用来比喻“党的关怀”)、“问寒问暖”(经过中共长期宣传,这个词常常使人想起中共干部“关怀人民群众”)等等。

(6)人为淘汰、边缘化语汇

在建立党文化过程中,中共一方面捏造新词或者扭曲、滥用汉语词汇,一方面人为淘汰或者边缘化传统文化中的词汇,比如修炼用语(太极八卦、河图洛书、阴阳五行、丹经道藏等)、传统道德语汇(因果报应、仁义礼智信)等等。“因果报应”在传统社会中几乎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对民众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的维持发挥了极大作用。在党文化中,这个词没有被彻底废弃不用,而是被蒙上了反面的内涵,成为被贬低、轻蔑、嘲笑的对象。

(7)句式、篇章和修辞

党话还表现在一些特殊的句式、行文方式和修辞手法上。中共的斗争性渗透在语言方式里,就表现为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有话不好好说,正话反说,多用反诘句和反讽句,使谈话对方陷入被动而尴尬的境地。

在论证一个道理的时候,受党文化影响的人不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地讲道理,而是诡辩,强词夺理,得理不饶人,没理狡三分,盛气凌人、态度嚣张。有人曾指出所谓“毛语体”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或多或少渗透进普通中国人的话语方式中。这些特点包括:

第一,定性。如:“XXX是什么人呢?是西方反华势力的走狗。”第二,群体称谓。其好处是无法证明他在捏造,而且不用负任何语言责任。如“众所周知,广大中国人民都早已识破了他的真面目”。第三,举证倒置。就是把举证的责任推给对方,事实上自己无法证明却弄得好像别人无法证明,最常用的词是“不可告人”或“别有用心”。如“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第四,一律证伪。对实在无法反驳的就冠以“虚伪”、“恶意”、“假新闻”等。比如“他口口声声说XXX,实际上都是虚伪的,只有我们党才真正维护XXX”。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曝光后,中共“新闻发言人”狡辩说,“最近境外一些媒体报导我国器官移植医疗活动时编造虚假新闻,恶意攻击我国的司法制度。”第五,总结,不给对方留下任何后路。如“不论他如何狡辩,也否定不了他XXX的本来面目”。第六,自我贬低,做“我是流氓我怕谁”状。如“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无情地打击他这样的反动派,不讲任何温情”。

渗透着中共变异、邪恶思维方式的语句和篇章,可以是由中共的独特语词组成的,也可以是普通的语词组成的。不管怎样,这些语句和篇章是党文化的思维方式组织起来的,全都带有鲜明的党文化烙印。

(8)党话是一个系统

语言是作为系统存在的。一个词的表意方式和使用方式受着整个系统的制约。党话也是作为系统被建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中共创造了大量的语词(以及语词指称的制度等),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语词、传统文化的语词、外国文化的语词被重新组织在党话系统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因此,在中国人目前使用的语言中,汉语原有的词汇在数量上固然仍不少,但由于中共强烈地改变了汉语语义场和语用空间,这些普通的语词也大都具有了党文化的色彩。

“党”像一个强引力场。就像黑洞闯入太阳系会瞬间改变太阳系内的星体排列方式一样,“党”闯入中国的话语空间,也改变了汉语语义场和汉语词汇的表意方式。“党”又像一个强污染源。党文化所到之处,正常人的话也难免被沾染上毒素。

5)党话的实质是中共把帮派黑话强制推广给全体社会成员

中共从起家开始就是一个流氓帮派,只不过后来夺取了政权,“窃国者为诸侯”,帮派政权化了,邪教国教化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因此即使放大想像力,人们也一般想不到这儿,或者根本不敢往这儿想。《九评共产党》第一次揭示出中共是反宇宙的邪灵、邪教和流氓,在一定意义上是开始了一个“正名”过程,让人们能够以正确的眼光看待中共。

因此,党话实质上是一种黑话,或曰“集团方言”、“政治方言”。中共推行党话的实质,就是把帮派黑话强制推广给全体社会成员。

黑话又称秘密语,是在某些黑社会、帮派内部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一般没有独立的语音和语法系统,是依附在正常社会语言之上的一种语言变异现象。党话完全符合这个标准。

黑话具有交际功能、保密功能和识别功能。交际功能是指在帮派内部,黑话能起到达意和交流的作用;保密功能是指帮派外面的人不懂得黑话的含义;识别功能是指帮派成员根据某人是否使用、懂得该帮派的黑话判断他是否是“自己人”。值得注意的是,黑话的交际功能和保密功能是同时实现的,因为如果没有交际行为的话,就没有秘密可保;使用黑话能够对于帮派内部成员起达意的作用、而对于圈子外面的人则能起到保密的作用。

党话同样具有这三个功能,不过党话发挥作用的方式更复杂。人们熟知的文革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黑话台词,“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从字面上完全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必须知道黑话解码规则的人才能听懂。可是后面的“脸怎么红了”和“怎么又黄了”,既像正常人的话,又像黑话,可以做两个层面的解读。中共的党话这两类都有。前一类包括“三反分子”、“三名三高”、“三搞一篡”、“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三讲”、“三个代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强化一个意识,完善两种机制,实现三个转变,牢牢把握三个原则”等等,如果不是经过解释,正常社会的人看到或听到这些词完全不知所云(即使经过解释,理解起来也十分吃力)。另外一些词,看起来也像正常的语词,可是中共赋予这些词独特的含义,对这些词不能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中共党话的复杂之处在于,同一套党话,用不同层次的解码方式,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思。越是处于中共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掌握的解码方式层次越高,就越能看出中共党话的真实含义。比如,最近中共高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没有掌握黑话解读方式的基层党员和普通百姓可能觉得共产党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了,可是中共的中层干部掌握了一定的解码手段,就会比较准确地把它理解成“现在进入了‘和谐压倒一切’的时期,要是谁胆敢上访上告、鸣冤叫屈,发出‘不和谐音’,党的专政机器可不是吃素的!”中共的权力核心掌握了最高级的解码工具,他们知道“和谐”、“人本”的最深层含义:退党大潮使中共的亡党恐惧放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两个口号也许能充当救命稻草,挽救中共土崩瓦解的命运。

(大纪元插图)

由于中共党话这种复杂的保密机制,很多外国人,包括很多专家、学者、政客都被中共蒙骗而不自知。一位国外学者通过分析《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和中共党代会报告用词特点并统计词频的方法来分析中共的政治走向。可是中共“说的不做,做的不说”,这位学者的研究方法无法看出中共的政治走向,最多只能看出中共撒谎的走向。

党话的识别功能表现在,通过一个人的话语方式,中共党徒可以辨认出此人是否属于党的圈子和他对党文化的认同程度。2000年发生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怒斥香港女记者的事件,使举世哗然。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就会发现香港记者的问话非常简短,可是就在这么简短的问话中,江就明确判定:该记者不认同中共的香港政策,于是破口大骂。[记者:江主席,你觉得董先生连任,好不好呀?/ 江 :好呀!/ 记者:中央也支持他吗?/ 江 :当然啦!/ 记者:不担心这会影响香港自治吗?/ 江:(破口大骂)]

2005 年7月,“保先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向媒体介绍中共“保鲜”情况。有记者问到:“最近几个月,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骚乱的情况,您是否能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骚乱事件的?”李景田答道:“很感谢这位女士对中国农村情况的关心。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最近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李景田也是一下子就辨认出这位记者不是中共帮派的成员。

长期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为了了解政局的真实情况,发展出阅读中共文件和报纸的超常本领。他们善于从字里行间、从领导人的排序、或者从某一个“提法”的变化来辨认中共的政治风向。中共垄断了人们的一切信息来源,人们出于不得已而这么做。他们也许可以发现政治变化的蛛丝马迹,但因为中共党话的解码方式也是不断变化的,这种“自发的解码”必然是片面的、有偏差的、甚至是差之千里的。更重要的是,中共这种肮脏的“搞政治”方式,连有点品味的黑社会都不如,我们怎么能允许它继续祸国殃民下去呢?

由于中共集团窃踞国家统治地位,党话这种“集团方言”、“黑话”,被扩大成一种“政治方言”。“政治方言”是人类语言学史上的一个罕见现象,在其他形态的社会中还从来没有发现过,它以集团的私利为核心,为政治目的控制言语交际的方式,传播着狭隘的甚至是邪恶的纲领、意识形态,用帮派操作的方式取代国家和社会运转的正常方式,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吞噬受控民族的精神和灵智。

5.党话的特征

党话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特点。比如,党话“假、大、空”,粗鄙野蛮,血腥气重(据1986年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在包括实词和虚词的所有现代汉语词汇中,动词“死”的使用频率排第237位,“杀”排第940位)。此外,由于共产党造反起家,对中国人民进行准军事化管理,所以在党话中有军事色彩的语词非常多。这里我们重点分析党话的四个特征。

1)中共垄断了话语的定义权

西谚有云:“恺撒的事归恺撒,上帝的事归上帝。”政治只是全部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在一般情况下与信仰、道德、习俗等共同发挥作用。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权,不会试图解决人生的所有问题,更不会试图解决“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生的目的何在?”这类人生终极关怀问题。可是,中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邪教政权,它必然要提出一整套对天、地、人、人的行为、生活和思想的解释来代替正教信仰、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对社会的约束和调节功能。中共系统制造的党话,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虚幻世界,严丝合缝地覆盖在真实世界之上,规定着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行为方式。

从表面上看来,党话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可是,党话系统的根本规则是绝对不变的,变就意味着党话的自我解体。这个根本规则就是:党话系统是为了维护中共的邪教独裁统治服务的,党话的“变”也以不危害“党”的根本利益为度。为此,“党”必然垄断党话系统的解释权。这一点决定了党话归根结底是一个封闭系统。

中共官方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1)中大量词条的解释都充斥着共产党的政治教育、洗脑宣传,共产党把传统意义上的工具书变成“现代党文化政治词典”。下面这些词正常社会也在使用,可是中共对它们的解释截然不同。

“党——政党,在我国特指中国共产党。”“党”在正体字里即“尚黑”,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结党”必然“营私”,“党同”就要“伐异”,是一个传统上的贬义词。所谓“立党为公”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在西方修辞学中被称为“矛盾修饰语”(oxymoron)。中共把“党”用作自身的专有名词,党无所不在,统治一切,被中共强行赋予褒义、正面意义。

(大纪元插图)

“解放——解除束缚,得到自由和发展,特指推翻反动统治。”

“革命——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推翻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革命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民主——指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的自由发表意见、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权利。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在我国,人民享有最广泛的和真正的民主。”

中共垄断的不仅仅是对话语的解释权,而且是对法律的解释权,对真理的解释权,也即对真理的控制权。有了话语霸权,中共就可以时刻把自己伪装成真理的化身了。

2)党话的多层次性和欺骗性

党文化具有多层次性,可以粗略分成表层党文化、中层党文化和深层党文化。表层党文化唱高调,用来欺骗和控制大众;中层党文化用以维持党的基本运作;深层党文化以维护党的生存为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是党赖以延续的根本保证。党和党的领导并不受表层党文化制约,只是把表层党文化当成一个工具。党文化的这种多层次性,是人们认识党文化的一个重要障碍。

与此相对应,党话也可以分成表层党话、中层党话和深层党话。表层党话包括那些最冠冕堂皇的中共意识形态语言,“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德治国”、“和谐社会”等等。中层党话与中共政权的日常运作相辅而行,一般人容易把它和正常社会政府行使管理职能时的行政用语混淆起来。中层党话包括上文着重分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八股话。深层党话不具有形态上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大白话,但是因为赤裸裸地体现了中共极端残暴无耻的邪教、流氓特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在中共核心集团内部流传。这类党话包括刘少奇说的“溜须拍马不好,但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应该做”,邓小平的“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的“法轮功讲真善忍,可以放手打击”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有时候让深层党话进入表层,来达到某些特殊的目的。比如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些“我是流氓我怕谁”一类的表白,就激起了很多人对强权的崇拜。中共将军朱成虎“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也要和美国打一场核大战”的论调,前国防部长迟浩田“清场美国”的言论,就是中共假装“不经意”地透露给外界,既试探他国的反应,又明确告诉对方它是一个亡命之徒,给对方造成心理震慑。

普通人被党文化控制的过程是一个从浅入深的过程。起初被表层党话欺骗(革命年代的冲动,少年儿童的天真无知,年轻人的热血沸腾),进一步到对表面党话的反感(但是又不敢说),再到习惯成自然的轻车熟路,机械重复中层党话,成了中共邪教组织的一分子。更进一步的人,尝到了依附党文化的“好处”,对深层党话的实质含义(极端自私地维护党的利益和生存)心领神会,从而把自己与党彻底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毁俱毁。

现在人们大多对表层党话十分反感,对中层党话维护中共独裁统治的实质认识不清,对深层党话或者不知情,或者不敢相信这些极端自私残暴无耻的话才真正体现了中共的本质。相对而言,表层党话欺骗性较弱,中层党话的欺骗性较强。深层党话对党的邪恶不加掩饰,但无法出现在正规的文件和媒体上,不能广为人知。另一方面,中共的邪恶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像,读懂深层党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也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现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表层党话,但中共在宣传上却离不开表层党话,因为中共需要用它们欺骗外国人,在中共内部释放烟幕弹互相欺骗,同时蒙骗党员的良心。

3)党话的抽像性和诡辩性

正常人的话往往是具体可感、易于理解和把握的。中国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大的抱负,都要从最基本的洒扫进退、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做起。正统的信仰和道德体系,往往都用明白浅易的语言表达,比如“摩西十诫”里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等标准,非常具体,并不需要多高的教育程度,人人都可以理解并实践。

可是,中共党话却异常抽像含混。党话的高度抽像性使中共很容易地偷天换日,翻云覆雨,玩弄诡辩蒙骗国人和世界。中共把这套党话强制性地灌输给知识份子和普通百姓,往往能够达到使人们宁可相信中共繁琐艰深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不相信自己的常识性判断的地步。

中国北方农村在中共的所谓“土改”前有着非常和谐的宗法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地主和雇农是一种合作互助的关系。可是共产党来了之后,除了煽动、支持当地的地痞流氓造反,就是灌输给农民阶级仇恨。大多数人虽然一生中也没有见过中共描述的“地主恶霸”,可是中共诡辩说,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质”,所以“个别”普通农民的亲身经历无法动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结论。人们一方面出于恐惧和遗忘,另一方面无法否认中共关于“阶级本性”的抽像说辞,慢慢地就开始相信真的存在一个地主阶级,这个阶级对贫苦百姓欺凌压榨,要想过上好日子,或者把他们赶尽杀绝、或者让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这个现象非常典型。中共谎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畅通无阻,跟党话的抽像性和诡辩性关系甚大。中共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都出现过这种现象——不相信亲情、友情这些天然的伦理感情,甚至不相信自己的亲身体验,而去相信极端有悖常情常理的共产党的理论。文革时多少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人伦惨剧就是这么造成的。

据上引《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就使用频率而言,“主义”这个词排在所有现代汉语词汇(包括实词和虚词)的第37位,在所有名词中排第4位(仅次于“人”和方位名词“上”、“里”)。“主义”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出现253次,十三大250次,十四大216次,十五大253次,十六大155次。在中共文件、报刊、教科书中常见的带“主义”词尾的词有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机会主义、冒险主义、逃跑主义、关门主义、自由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修正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官僚主义、本位主义、一本书主义、一杯水主义等等等等。时至今日,可能没有任何人能弄清这些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可是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主义”的帽子曾经把千百万人置于死地。

党话的抽像性方便了中共按照其政治需要对语词随意解释。如果使用的语言太具体、直白,大家都看得懂,中共就没那么容易蒙混过关了。抽像一些,大家都含含糊糊,中共就可以随意解释。毛时代“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邓上台的时候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江时代可以让资本家入党。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说白了——凡是共产党搞的,都是“社会主义”。

(大纪元插图)

“阶级”、“路线”、“认识”、“左派”、“右派”、“进步”、“反动”、“公有制”(人民抽像拥有,中共真正拥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等等晦涩抽像的党话构成了重重黑幕,中共权力集团躲在黑幕后面,为了集团的利益和生存,一边在内部进行毫无廉耻的倾轧,一边对人民大肆犯罪。

4)党话的吸纳性和能产性

党话还具有吸纳性和能产性的特点。吸纳性是指中共擅长把正常人的话整合收编,化为己用,甚至用别人的批判往自己脸上贴金。中共无耻地窃取人类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为自己辩护。“爱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德治国”等本应具有美好意义的语言,被中共长期盗用,现在我们几乎无法正常的使用这些语言而不引起反感。

能产性是指形成了的党文化思维可以创造新词,显示“中共政权与时俱进的活力”。中共有着严密的组织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一旦这个邪恶政权的主脑——领导人或党中央——决定了什么方针政策,政权的基层组织就会像这个邪恶政权的肢体一样,高效地执行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党话。

近年来中共创造新词的主要模式包括:党文化+传统文化用语,比如“德治”、“和谐社会”;党文化+科技术语,比如“XX工程”(希望工程、安居工程、菜篮子工程、米袋子工程、再就业工程、211工程、五个一工程);党文化+西方术语,比如“××意识”(政党意识、首都意识),等等。

党话的吸纳性和能产性造成的后果是:一茬党话淘汰了,新一茬党话迅速被制造出来;党话在使用过程中混杂、变形、出现了数量庞大、形形色色的变种,这些新词的党文化内涵使人们防不胜防。

6.推行党话的后果

1)文化-语言亡国的现实

在中外历史上,外来入侵者仅依靠占领土地,往往并不能使一个民族臣服,因为只要被入侵者民族精神不亡,仍然不会轻易屈服。本章引子中谈到,语言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所以入侵者除了占有土地外,往往还要摧毁原来的民族文化,以毁灭其民族精神;而毁灭承载文化的语言,就是摧毁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比如1870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占领法国后,就试图在沦陷区的学校强迫教授德语,禁止法语。中共摧毁中华传统文化采用了多重手段,变异、替代语言是其中之一。

与传统文化“培养德性、完善品格、教化人性”的语言态度相反,中共的语言是为其集团利益服务的,虚假是中共语言的灵魂。中共的语言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扭曲错位的。它用一套似是而非的词汇,潜移默化完成了对人的思想变异。它用一套偷梁换柱的言语系统,彻底改变民族的历史延续和走向,最终掐灭了天赋神授的中华传统和精神而使国人不自知。中华正统文化荡然无存,为党文化内容全面偷换取代。中华民族由此偏离了与宇宙的和谐关系,在世界中错误定位,与人类本原精神对立,民族整体生存方式和走向背离了上天安排的轨迹。

语言和文化来源是什么,今天的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了,还以为中国人从来就是这样说话的。党话体系窒息着民族精神和活力,加强并巩固着这个人类异己体系的力量和束缚。

历史上人们都以中国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倍感骄傲自豪。中国文化除了和平时期的辉煌召来各国的朝拜,更以战败以至丧国时期对异族文化的同化表现着恢宏的气度。蒙元和满清统治者折服于中华文化的博大深湛,心甘情愿地臣服其精气神力,承传了中华民族香火。

综合大量语言事实的分析,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的现实:中华文化无可战胜的历史已经被改写了。中华文化被土著共产党用外来的马列邪恶主义取而代之,文化上、语言上我们早就亡国丧权了。

2)党话强制改变中国人的生活

党话是当代中国人使用的语言里最活跃、最具有行动力量和支配力量的部分。党话支配力量大表现在:第一,党话使用频率高;第二,党话的权威度高。

据《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一些典型党话词语的使用频率在所有现代汉语词汇(包括“的”、“和”等虚词)里的排位为:“革命”71,“同志”83,“阶级”149,“敌人”153,“斗争”209,“解放”285,“领导”312,“无产阶级”372,“路线”561,“代表”570,“战斗”602,“反动”617。另外,“党”这个词在传统社会并非常用词,可是在中共建政以后,“党”的使用频率迅速窜升到119位,“共产党”331位,加在一起,差不多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中共在当今中国一党独大的独裁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党话权威度大是指党话以中共暴力为后盾,占据了政治、经济、司法、教育、新闻等最有影响力的语言领域。伦理纲常、衣食住行、风花雪月这类正常社会的语词并没有完全消失,可是处在边缘的、被支配的地位。人们不管愿意与否,在公开的正式的场合都被迫使用党话。党话和党话带来的后果(中共的理论被“学习”、“领会”,中共的政策被“贯彻”、“执行”,等等)强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3)党话——当代中国人的有色眼镜

语言是思想的工具,人的思想表现为词和语句的组合。党话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党话是当代中国人的有色眼镜。

(1)党话让人不自觉地维护中共恶党

党话或者是中共造出来的话,或者是经过中共改造的话,其存在目的就是维护中共恶党的统治。用中共提供给人们的扭曲了的语言材料,人们无法看到真实的世界的样子,而只能看到中共希望人们看到的世界的样子。

中共自己发明一套词汇,描述其起家的历史。如果一个人用这套词汇去思考中共历史的话,得出的只能是中共让他得出的结论。请看下表(表五):

党 话 实 质 辨 析
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 叛乱、暴动 起义是指为了正义的目的起而抗争。中共所谓“起义”的实质是叛乱、暴动、颠覆当时的合法政权。
长征、北上抗日 逃亡、溃退 1931年后,日本侵略军大敌当前,中共在江西发动叛乱,进行“武装割据”,被围剿后向西南仓惶逃逸。后来北上原本是想逃到苏俄,勉强在延安站稳脚跟,日军全面侵华后乘机坐大,最终把赤祸推到全国。
整风 延安洗脑、延安恐怖 “整”是整顿、治理、规范的意思。“整风”这个词暗示人们:“党在管党”、中共在“加强自我建设”、在努力使“党风”变得正派。其实“整风”是中共对党员干部的强化洗脑,是中共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总演习。
解放 中共夺取政权 “解放”指解除束缚,获得自由。中共建政后把全中国变成一所大监狱,全国人民处于普遍性的奴役状态。
下放 流放 一字之差,可以看出中共掩盖恶行时的狡诈。
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大饥荒 三年饥荒是中共的朦昧政策造成的一场人祸。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破坏,全民大洗脑,政治大清洗 传统文化相信君王受命于天,“革命”指“天命变更”,如《易.革》:“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共扭曲了“革命”的意思,用来指“推翻统治阶级的暴烈行动”,又给这个被扭曲词义的词蒙上一层褒义色彩。“文化大革命”一词掩盖了这场运动的实质,对于年青人、外国人尤其具有欺骗性。
上山下乡 青年知识份子变相劳改 “上山下乡”这个词使人产生一种温馨浪漫的联想,这也是一些当年的知青对那段日子充满怀旧情绪的重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 为了维持政权,在经济上放松控制,在政治上加强控制 闭关锁国、经济倒退是中共人为造成的。所谓“改革开放”只不过是部分地恢复了中共夺权前的经济活动方式。在政治领域并没有任何松动。
反革命暴乱,政治风波 八九民主运动 中共开始时高调把八九民主运动称为“暴乱”,后来开始使用“政治风波”这个词,企图把水搅浑,让人误以为中共也是“风波”的受害者。

近年来,中共又创造了大量的政治隐语,为自己的统治涂脂抹粉、粉饰太平。比如把失业称为“待业”、“下岗”、“内退”。“待业”暗示将来会有工作,“下岗”表示过去曾有工作,就是不提现在没有工作。又如,中共统治下的穷苦百姓被称为“弱势群体”,暗示他们的悲惨遭遇是自身原因造成的。

失业之后的痛苦回忆 (大纪元插图)

中共的“政治隐语”型党话有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颠倒黑白型,如“起义”、“解放”。

党国不分型,如“建国”、“爱国”、“反华势力”。

把水搅浑型,如“十年浩劫”、“荒唐岁月”、“政治风波”。其特点是用一个莫名其妙的词来指称某一历史事件,让人无法看出中共在其中扮演的罪恶角色。

反话正说型,如“长征”、“改革开放”。其特点是把坏事说成好事,把中共在危机时期捞起来的救命稻草说成是中共的“丰功伟绩”或中共领导人的“英明决策”。

声东击西型,如“四个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四化”包括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就是不提“政治现代化”(“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也需要检讨,不过这里我们先按下不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民的福利水平是由多项条件共同决定的,中共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掩盖独裁统治带来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环境恶化事实上使中国人民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

“此地无银三百两”型,如“和平崛起”。一个人去拜访朋友,绝对不会说“我不是来你家抢劫的”。多少个国家经济崛起了,并没有听说其中哪个声称自己“和平崛起”。中共这么说,恰恰反映了它发展经济背后的军事野心。

由于中共对文化、教育、科研、新闻等领域的垄断,使得今天的中国人如果谈论某一类问题,很难不使用中共造出来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又诱导着人们必然地得出维护中共恶党统治的结论。党话的一统天下给人民的正常思维和言说都造成了巨大困难。

(2)党话使人无法正常思维

党话使人无法正常思维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主要的一方面是破坏了基本的道德准则。

传统社会的人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和人之间的关爱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中共为了夺取并巩固权力,需要不断煽动人们的仇恨。可是人们对同类的仁爱之心一时无法根除,中共于是创造了“阶级敌人”、“黑五类”、“×教分子”一类的词把它要铲除的群体妖魔化,使党员在迫害这些人时不但没有罪恶感,反而有一种“理直气壮”的“自豪感”。

在共产党统治下,“出卖”一词被“汇报思想”、“向党交心”、“大义灭亲”、“检举揭发”、“协助政府把情况搞清楚”等党文化中的褒义词语代替。“出卖”不但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谴责,而且被官方推崇为“高尚的革命情操”、 “坚定的革命立场”、“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对党忠心耿耿”的“正义举动”,它解除了正常人对“出卖”、“告密”等卑劣行为的羞耻感,鼓励人们背弃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

党话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本身是邪恶而变异的。在这个变异的党文化大环境下,某些荒谬的思维方式反而显得正常了。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中共鼓吹了近三十年,老百姓习以为常,把它当成了正确性不容质疑的金科玉律。可是稍微多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句话就像“布料是检验尺子的唯一标准”、“货物是检验天平的唯一标准”一样荒谬。如果一定要沿用这个句式,那么说“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还更合理一些。可能有人会说,你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此这般,在当时具有“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意义。问题恰恰在这里。必须把这句话放到中共制造的荒谬社会现实中,它才显得“有理”。这就反证了党文化作为一个系统是荒谬而变异的。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3)党话使人难以和正常社会的人交流

人们接受了中共自我定义的党话以后,既无法清楚地向党文化之外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思,也难以听懂党文化之外的人说话的真正含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人权”这个词的不同理解。人权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当一个西方人谈到捍卫人权的时候,他关心的是普通人的权利不受政府的侵害。同理,当一个西方人跟中国人谈到人权问题的时候,他是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而不是中共政权的一边,这时一个正常人应该对他表示感激才对。可是经过中共长期灌输,很多中国人认识问题的基点是“这一定是西方霸权主义以人权为藉口侵犯我国内政”、“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听到西方人讲人权,这些人可能比中共官员跳得还高。这种交流中的错位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损害中国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无法以一种开放平和的心态接纳来自外部的讯息,从而断送了校正民族发展走向的机会,使整个民族与正常人类文明始终格格不入。

结语:清除党话,说正常人的话

1)如何辨认党话

要想清除党话,首先得能够辨认党话。辨认党话的根本原则是:顺着党话想下去,一定会得出维护中共统治的结论,这就是党话词语的“微言大义”。我们再来讨论一些辨认党话的简单方法。

多问一个为什么。近年来“搞政治”变成一个可怕的罪名。可是,中共不是号称是个政党吗?它不是号召人们都要参加其组织、都要拥护它,并且都要关心“国家大事”吗?这么一问,我们就会发现,中共是只许自己搞政治,不许人民百姓参与政治。又如“办实事”这个说法。为什么“办实事”也可以成为中共官员自我标榜吹嘘的资本呢?难道政府官员不就是应该办实事吗?不办实事难道还要办“虚事”吗?这么一问,我们就会发现,中共官员的本职工作是整人、进行思想控制、再搞点“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所以办一两件“实事”,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很值得炫耀的了。

问问说的是谁:由谁来做?为了谁?比如“稳定压倒一切”这句口号,我们不妨问问:谁的稳定压倒一切?老百姓的稳定,还是共产党的稳定?当我们发现答案是后者,就可以知道这句口号也是中共喊出来维护自己统治的。

(大纪元插图)

看看经常和什么词搭配。比如,“宣传”(党的政策)、“贯彻”(中央精神)、“执行”(党的决议)、“高举”(……的伟大旗帜)等等。

看看同义词、近义词、或者反义词是什么。填履历表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既不是中共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也不是“民主党派”,就要在“政治面貌”一栏填写“群众”。为什么不填“无党派人士”呢?“群众”和“无党派人士”的意思相同吗?经过比较,我们发现,“群众”并非“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无党无派,而“群众”有想入党的愿望却不够格,“党”不要你,你只有接受“领导”的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群众”,也是党话词语。近年有些中国大陆作者在提起共产党的时候,用“执政党”这个词。为什么不直接用“共产党”这个词?“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存在的,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在野党,共产党和所谓“民主党派”的关系是独裁党和花瓶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执政党”这个词的使用,造成了中共是民选政府的假相,是对中共独裁政治的掩盖。与此相关,“提高执政能力”的说法也给人一种共产党在行使正常政府管理职能的感觉。其实,“提高执政能力”的正确解读方式是——巩固独裁权力。

进行场景置换。想像一下是否存在出现下列场景的可能:洛杉矶市市长在某次会议上发言道:“我们要认真领会加州共和党总书记××同志关于××问题的重要讲话精神”;NBA(美国职业篮球联合会)著名球星在接受美国电视网“西方之子”节目采访时说:“我们获得本次联赛总冠军,应该首先归功于民主党的领导……”

此外,进行纵向比较或者横向比较,也就是跟中国传统社会或者国际社会比较,也是辨认党话的有效方法。

2)注意“党话的背景化”现象

随着中共意识形态的破产,党文化成了中国大众嘲弄取笑的对象,大量利用党话编出来的民谣、笑话、戏仿、反讽成了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人们用“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干部不怕吃喝难,百盏千钟只等闲”之类的话讽刺吃喝风,底层民众用“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政府是黄世仁,我们是杨白劳”这样的语言表达对中共经济政策的不满。

党文化确立以后,党话成了标准的话语方式。修辞是偏离标准的表达法。上面列举的由党话衍生出来的修辞现象,固然是对党话的嘲讽,可是同时也等于承认了党话的先入为主,加强了党话的“标准”地位。这时党话从明处退到暗处,从人们的意识进入潜意识,以一种更难以令人觉察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党话的背景化”现象。

变形的党话仍然是党话,而且是隐藏更深的党话。任何一个语词都携带着特定的信息,在民谣笑话里经过变形的党话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对人思维的影响力。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这种语言。

目前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人在公开场合谴责、控诉中共恶党。在这种时候,人们应该使用正常人的语言和正常人的思维骂恶党,而不是在党文化当中、用党话骂恶党。

需要强调的是,某些党话本来是正常人类社会的语言,可是被共产党改造以后,在党文化的环境中重复使用,染上了强烈的党文化色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后不能使用这些语言了。恰恰相反,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正常的意义上、在正常的语境里堂堂正正地使用这些词,就像《九评共产党》恰如其分地把中共称作“邪教”一样。

3)寻找真相,了解真相,传播真相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十年内建立并推广一个庞大的党话体系,依靠的是暴力强制手段、封闭的信息环境和铺天盖地的宣传灌输。因此,清除党话就不光需要不凡的道德勇气、拒斥党文化的道德自觉,更需要大量接触以正常人类语言为载体的真实资讯。如果中国人民拒绝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那么他们的努力就不能不从寻找真相,了解真相,传播真相开始。

新的中华文化呼唤着新的语言,新的语言将由那些道德上获得新生的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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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006 10:30: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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